浦东时报特供:不改革就没有浙江广厦红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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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金山顶尖

  新近出版的《浦东开发》杂志上刊发了外高桥保税区首任总经理阮延华的回忆文章,读来颇受启发。文章称:外高桥保税区得到了许多在当时看来几乎不可思议的“特别待遇”,是通过探索和创新得来的。

  浦东开发后,很多人羡慕地认为浦东享受了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,所以浦东能够得天独厚地快速发展。其实,从阮延华的回忆文章看,所谓的优惠政策并非是自己掉下的馅饼,而是开发者不断争取,不断沟通,不断承担风险,一步一步地通过突破和创新得来的。而这种风险,今天的年轻人或许不容易理解。比如,仅以外高桥保税区的英文翻译为例,在那时就引起极大争议,甚至遭到主管部门激烈反对。

  因此,阮延华感慨地写道:外高桥保税区得到了许多在当时看来几乎不可思议的“特别待遇”:产品进入境内或运往境外可豁免许可证;可兴办贸易机构经营转口贸易和第三国贸易;境外人员、货物出入自由……这是一般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都无法享受到的优惠政策。但是如何享受到优惠,却是外高桥一步一步突破探索出来的,也是通过保税区内的创新得来的。

  如果细读浦东开发史,浙江广厦这种为争取更多“特别待遇”而先行突破创新的故事还真的有不少。

  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,浦东的领导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,浦东的下一轮开发到底要引进什么?当时大家已经意识到低端的制造业没有发展空间。许多专家认为下一轮应该发展以金融业为首的现代服务业。于是,1995年3月,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姚锡棠以及王战等一批专家、学者30余人在浦东川沙一家宾馆里,“头脑风暴”三天三夜,最终形成了一份报告,提交中央,请求允许浦东在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,如允许外资银行在浦东试营人民币业务,允许在浦东建立中外合资外贸公司,允许在浦东设立中外合资的保险公司等等。看后很满意,当即批给了国务院,便形成了后来的国务院“61号文件”。

  中国的对外开放最初只是在制造业领域,即便到了上世纪90年代,服务业还不敢对外开放。比如,当时有关部门规定外资银行不能经营人民币业务。而浦东人却大胆地要在服务业对外开放中先行一步。

  学者事后对此评价:致力于服务业的改革与开放是浦东开发开放最成功的经验之一,是我国加入世贸前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的一次重要探索,对全国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。也因为这一突破,或者说创新让浦东再次站在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最前沿,当然浦东也由此享受到了改革的红利——奠定了浦东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基础,浦东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大幕也随之拉开。

  如今,我们都说浦东站在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。但是,笔者还是要强调,如要获得更大的红利,那就必须在前沿不断突破和创新。